腐化大帝国攻略大全_腐化大帝国攻略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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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国封建社会的朝代变迁（时间）,每个朝代写出一个代表人物及代表。

4.朱元璋是怎样惩治贪污？

5.谁知道西罗马如何灭亡(请详细说明)

6.打败罗马帝国的主要人是谁？

历史上著名的反腐案例1、北宋的高薪养廉，宋真宗赵恒，史上称之为“中国皇帝反腐倡廉第一人

首先，宋真宗有一个传诸后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一是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二是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三是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五是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六是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七是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

其次，宋真宗建立了一整套严谨有效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

第三，在吏部建立了官员档案，完善官员休制度。

第四，建立了一套监察官员的渎职惩处制度、选拔的标准和职务回避制度。宋朝设立御史台，行使相当于现在纪委监察部门的职责。

辉煌成绩：

1、尽管北宋的面积、人口、都比唐朝差得多，但北宋经济繁荣，边贸红火，贡赋通达，税收富足，经济总量占世界的80%。

2、画家张择端用流芳百世的《清明上河图》来描绘了北宋时期的清明盛世；

3、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赞誉：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治理最好的国家。

结果

北宋的官员成了与秦、汉、唐、元、明、清的官员相比是最幸福的人。宋官是最好做的。北宋的皇帝是只讲意识形态建设，不讲军事实力的。大臣没有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的传统。讲的是吃喝玩乐，带头骄奢*逸，广置田产楼阁，多纳歌妾舞姬。北宋皇帝讲的是高薪养廉、从优待官。北宋因为贪腐丢官的人很少，因贪腐而遭杀头和灭族的官员几乎没有。北宋的政治生态不仅使北宋王朝毫无政治理想，反而为蒙古人奴役汉人，建立欧亚大帝国打下了一个优良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基础。

2、反腐自律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创建中国最强盛的时期―唐帝国的“贞观王朝”，堪称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有学者认为：贞观王朝的强盛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它主要表现在：

社会秩序空前安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

贪污降到历史最低点。贞观王朝被称誉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

高度发达的商业。中国传统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但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而且李世民高瞻远瞩，给予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

辉煌成绩：

1、称誉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政绩。

2、李世民统治下的唐帝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3、贞观时期在李世民的治理下，社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630年，全国判处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632年，犯增至二百九十人。

结果

李世民依靠个人的力量进行反腐，而且权力高度集中，就造成了一个重要缺陷，那就是个人的反复无常。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意识到大功告成之时，唐太宗便意骄志满起来。以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征去世为界限，贞观君臣关系和政治风气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是“贞观之治”的上升期，后期是“贞观之治”的下降期。

而正是在后期，唐太宗把虚怀若谷的纳谏之风渐渐地抛弃了，很少听信正确的意见只相信他个人的权威和极少数心腹的话，以孤家寡人的独断专行代替兼听众意。于是，群体的合力遭到破坏，治世的生机被遏制，中断了富有活力的政策，君臣间的合作与信任遭到了严重损害，随着活力的丧失和惰性的增长，盛极一时的“贞观之治”就不可避免地呈衰颓之势。

贞观后期，整个智囊群体开始染上一种随和的、顺从的、与世无争的色彩，这与贞观前期智囊群体那种勤奋、进取、直言敢谏的风气已截然不同。朝中大臣都恪守中庸之道，为保全禄位而不敢多言。还有一部分高级官僚随着官职的升迁和权势的增大，意志却逐渐衰退，贪图安逸，追求享乐。有人迎合唐太宗所好，大献殷勤，进贡奢侈品，全然不顾朝政的衰落。

有人托病不朝，安度晚年，将国家大事置于脑后。大臣中贪污受贿、贪赃枉法等行为经常发生。贞观后期臣僚们群体素质的蜕变，是唐太宗“渐不克终”的投影，臣僚的变化反过来也加速了唐太宗的衰败。

历史上的统治集团在进入盛世后，满足于维持现状，对眼前的问题小修小补，乃至自高自大，掩盖矛盾，粉饰繁华，却看不到所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性。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就在这种状态下滋长，日积月累，变小患为大患，一发不可收拾。

创造“贞观之治”的唐太宗也不例外，随着国家情况的迅速好转，他渐渐变得懈怠和荒疏，开始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淡漠了草创天下的艰难，走上了*奢之路，他驱使兵丁，大征徭役，到处兴建宫殿、别馆，规模越来越大。

由于大兴土木，徭役不断增加，人民不堪役使，以至于砍掉自己的肢体以图逃脱。唐太宗因滋生自满之心，无法完全做到居安思危，无法真正坚持善始善终，一世英名不保，盛世基业不克善终。

3、大明王朝的严刑酷法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反腐惩贪手段最严厉的朝代。明朝的官场是人类最高危的行业。明朝的官员是一帮最没有人格、尊严、隐私和安全保障的群体。明朝吸取了宋亡的教训，在国家政治管理中强调：“治国必先治吏，治吏必须从严。”明朝对官吏的监管程度比对囚犯还严。手段包括：设置耳目、跟踪侦监、下属举报、随时抄查、亲邻连坐、朝堂棍打、刑讯逼供、诛杀九族、剥皮悬尸。也就是说，明朝是中国历朝在反腐问题上杀官最多最狠的朝代。然而明朝却是历代贪腐问题最严重的朝代。

在历史上，是朱元璋时代，反腐的“铁腕”甚至是“铁血”远超其他历史时期。《草木子》说，明太祖规定，地方官贪污受贿六十两以上，就要在土地庙前剥下皮来，里面填上草，放在官府大堂的公座边上，以提醒下任官员不要贪污：“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污者，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这岂止是触目惊心，准确地说是令人毛骨悚然。

从洪武四年到洪武十八年，他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数次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如洪武四年(1371)甄别天下官吏，八年(1375)的空印案，十八年(1385)的郭桓案，声势都极浩大。其中，尤以空印案与郭桓案的规模最大，两案连坐被冤杀的达七、八万人。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一般估计，朱元璋在反腐过程中杀掉的官吏在十万到十五万名之间，数量不可谓不多。

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八年，更是朱元璋严厉打击贪污腐化的特殊时期。那个时候，几乎无日不。由于诛戮过甚，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吏，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十九年（1386年）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期满的，往往未及终考便遭到贬黜或杀头。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太多，没有人办公，朱元璋不得不实行“戴死罪、徒流办事”、“戴斩、绞、徒、流刑在职”的办法，叫判刑后的犯罪官吏，带着镣铐回到公堂办公。

朱元璋反腐不仅动用刑狱，严加惩处，而且还法外加刑。罪行严重的，处以墨面文身、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刷洗、称竿、抽肠、阉割为权、斩趾枷令、常号枷令、枭首、凌迟、全家抄没发配远方为奴、族诛等各种非刑。

因此，在洪武时官，真的是一件极为危险的勾当。据说，皇帝每天上朝，如果把玉带高高地贴在胸前，这一天杀的人就少一些；如果把玉带低低地按在肚皮下面，这一天准得大杀一批，官员就吓得面如土色。在这种恐怖气氛中，不论大官小官，个个胆战心惊，不知什么时候就有大祸临头。传说当时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与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家便举家庆贺，庆幸又活过了一天。

因此本来最热爱做官的读书人们在这个时期也视仕途为畏途。他们“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多不乐仕进”。有的家里有好学之子，怕被郡县所知，弄去当官，反而叫他们休学种地。有的为了避免被强征出仕，至自残肢体。

不少人在时过境迁之后，回想起洪武朝的情景，还心有余悸。

结果：朱元璋反腐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与历史其他时期比较，朱元璋时代是贪腐现象较少的时期。但是按朱元璋自己的标准，他的反腐还远远没有达到目的。朱元璋多次表示，官员队伍的治理整顿成效并不显著：“奸顽之徒难治，扶此彼坏，扶彼此坏。观此奸顽，虽神明亦将何如!”我们看朱元璋从洪武二十一年至三十一年所颁布的多道榜文，可以看到让朱元璋不满的官场现象仍然比比皆是：“县州府行省官吏在职役者，往往倒持仁义，增词陷良”；“凌虐良善，贪图贿赂”；“奸顽小人，恃其富豪，欺压良善，强捉平民用为奴仆，虽尝累加惩戒，奸顽终化不省”；“无藉之徒，不务本等生理，往往犯奸做贼。若不律外处治，难以禁止”

虽然反腐力度如此之大，然而朱元璋期望的纯而又纯的状况终于没有出现。在朱元璋的政策下，想在官场全身而退几乎就不可能，所以有些人认为反正动辄得咎，不如趁早捞一把算了，反而加紧贪污搜刮的活动。他们“当未仕之时，则修身畏慎，动遵律法。一入于官，则以禁网严密，朝不谋夕，遂弃廉耻，或事掊克，以修屯田工役之资”，享受一天是一天，于是贪污仍然层出不穷，“弃市之尸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众多！”弄得朱元璋连声哀叹：“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

连朱元璋寄以最大希望的民众监督也很快破产了。民众可以擒拿犯法吏员一举，负面作用也很快反映出来。群众运动的火候是最难掌握的。不久，就有许多地方的地方官为了政治利益，威胁利诱百姓们保举自己，打击他人，更有许多地方群众为了抗税不交而把正常工作的税收官员捉拿到京。这类事情远比真正捉到的贪官要多，弄得朱元璋一个劲地呜呼不已。

朱元璋晚年，对自己的暴力惩贪曾经有过困惑和动摇。洪武二十三年，他对刑部官员说：“犯法，如啖饮食，嗜之不知止。设法防之，犯者益众，惟推恕行仁，或能感化？”

抛开朱元璋自己的苛刻标准不提，客观地说，朱元璋的铁血反腐短时期内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从长期历史效果看，朱元璋的反腐是失败了，而且是彻底的失败。虽然他在世时，贪污腐化现象得到了一时的抑制，然而却积蓄了巨大的反弹能量。在他死后，腐败又迅速发展起来，大明最终以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王朝之一被列入历史。

朱元璋的错不在于反腐，而在于情绪化反腐。近代法律家沈家本先生对《大诰》所载案例逐条进行考证，其结论是几乎所有大诰刑案都存在或法外用刑、处刑不当、枉施刑罚的问题。面对贪腐，朱元璋过于迷信暴力。他在反腐问题上几乎穷尽了各种手段，就是没有反思自己建立的低薪制。在惩贪问题上，“强盗”出身的他显得相当“一根筋”，他相信暴力恫吓可以取代一切其他努力，认为用刀剑可以造成一个绝无贪污的纯而又纯的世界。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合理的基本制度为基础，再强悍的政策措施，也只能收效于一时。

4、雍正反腐：对贪污官员抄没家产，实行“养廉银”

康熙年间，官员的贪污现象已相当严重，一些大权在握的大官僚肆无忌惮地贪污公款，收受贿赂，如满族大臣索额图、明珠，汉族大臣徐乾学兄弟、高士奇等。当时的民谣说：“九天供赋归东海（徐乾学），万国金珠献澹人（高士奇）。”

雍正皇帝继位后，决心改革积弊，打击贪污，整顿吏治。他令各省在限期内补足国库的亏空，对查实的贪污官员严加惩处，追回赃款，抄没家产。当时雍正对一些大臣的惩办显然还有政治上的复杂原因，但也确实起了打击贪污的作用。与此同时，雍正解决了官吏俸禄过低和地方开支没有保障的问题。具体办法就是实行“养廉银”。雍正期间，吏治有了明显改善。

结果

雍正离奇暴亡，乾隆接过权杖后，便一改其父严厉冷峻的处事行为，转为平和放任的风格。尤其乾隆晚期，贪污之风盛行，吏治废弛。乾隆皇帝照康熙之例六度南巡，而“供亿之侈，驿骚之繁，将十倍于康熙之时”。为了维持奢靡的生活，乾隆巧立名目，勒索官吏、商人和百姓的钱财。乾隆帝规定，官员犯有某些过失或不尽职责，可向皇帝交纳罚银或赎罪银，以换取宽恕或免罪。交纳的银两，收归皇帝私囊。乾隆帝的宠臣和?，任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执政20多年，深受乾隆帝倚重，嘉庆时被责令自杀，抄没家产。人谓其家财八万万，敌清朝当时岁入十年以上。与官僚们骄奢*逸生活相伴随的，是贪污的风气盛行，贿赂公行，政以贿成。各级官吏层层贪污中饱，整个官场弥漫着贪赃枉法、惟利是图、阿谀奉迎的恶劣风气。各级官吏过着犬马声色、骄奢*逸的腐朽生活，置国计民生于不顾。

为何两大帝国的决战，金国100万军队一败涂地？

黄仁宇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国大历史》、《万历十五年》……每一部都那么炙手可热。历史书有很多，黄仁宇的书让读者读得很轻松，感觉很新鲜。这也许是最重要的。

黄仁宇（1918年-2000年1月8日），历史学家。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时仅就读大学一年级的黄仁宇决定辍学，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期间认识田汉、范长江等人。后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凭在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所修的学分获密西根大学的取录，攻读新闻系，1954年获学士，1957年获硕士，其后转攻历史系，并于1964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年）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即现费正清研究所）（10年）。参与《明代名人传》、《剑桥中国史》时英国剑桥大学凯思学院院长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集体研究工作。2000年因心脏病发逝世于纽约。他的著作近年来在海峡两岸颇受欢迎，但也有许多学者质疑与批判其观点。

乍一看，他的履历并不显赫，但也许就是这有点坎坷的经历可以让他更好的去完善他的理论，《中国大历史》一书，给我最大的也是最直接的印象就是：不在一人一事上做考证，而着眼于历史大局，而是着眼于中国，是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国的“大历史”进行评述，在名为《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的中文版自序中，作者已经坦言，关于这“大历史”的思路，起源于给外国学生讲授中国历史的实际需要。大凡学习历史，除非深入的研究，只需求了解个大概、懂个基本的发展脉络，而不可能具体到历史中的每一个细节。学习历史如此，学习外国历史更是如此。为了这教学的需要，作者乃开始将这中国几千年历史予以压缩。而到后来，这“大历史”的综合研究方法更成为作者的一种研究进路。于是，就有了这23万字的《中国大历史》。正如书名所言“macro-history”，更多的是从宏观视野去看待历史，不拘泥于细枝末节，而是纵横交叉，记录朝代的更替演变，也放到世界历史中去对比研究，从中我们可看出中国历史的兴衰荣辱。

第一遍读完这《中国大历史》，便可感觉，作者写的历史，自始至终都在问着这样的一个问题：缘何中国的文明未能发展出上资本主义？求解这个问题，作者的关注点集中在财税制度上面。

依着这样的思路，从作者的叙述中，隐约可以看出，作者将中国的几千年发展历史分为了三段：第一段是中央集权、官僚体系、意识形态逐渐形成的时期，从商周发端，到秦汉；隋唐第二段是从城市商业和国际（边境）贸易中产生了商业社会的，但这在官僚体系、自耕农经济和意识形态面前，只是发展出了服务于宫廷地主玩乐所需的奢侈品生产与商业，这一段从宋元到明清，中间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变法，似有着搞“数目字管理”的意向，但数目字管理的条件仍未具备，变法必然失败；第三段是清末受到外来侵略与冲击，开始寻找强国的途径，从清末的洋务自强运动到维新变法、立宪改革，再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土地革命，直到改革开放，这一波一波的革命终于推翻了封建帝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和“一个新的低层机构”。而“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institutionallinks）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有人是这么评价黄仁宇的这部书的：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对于历史的人物与细细地加以描述来显示其“大历史”的特点的。大历史之为“大”历史的理由在于，作者一改以往中国历史学家的著述进路，不以史料的堆砌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的描述为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能事。在著作的意图上，首先确立起一个大意向，“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然后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可见，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沿成型（即汤因比所说的文明类型，或斯宾格勒所说的文化形态）的状描，并且是在区域历史的相互比较中凸现其历史特质。这种历史著述，固然没有引经据典满篇考证那样的学理感，没有继承传统史学用以佐政或臧否人物的用途，但是却可以使我们免除习史的价值负累。因此，我们不必将历史读作《资治通鉴》，不必将历史认作弘扬某种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历史“应当如是”的价值旋流，满足今天人们习史对历史“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的好奇心。

黄仁宇指出，中国传统社会“设多于实践”，“以满足民间最低的期望为目的”，“乃是组织简单、效能低下的政体，既缺弹性，也欠实力”。一部二十四史，绝不是二十四姓的家谱。将一个朝代的盛衰，绕开道德评价的怪圈，而转作对一个组织结构的效率和能力的考察，黄仁宇为解读历史提供了相当精彩的角度。古代历史上，游牧民族之所以成为中原农耕国家的心腹大患，并往往能取而代之，原因不是野蛮战胜文明这类不痛不痒的空话，而在于游牧民族结构简单，行政效率高，在有限的分配和作战调动方面要比老大帝国显得更有活力。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制度危机。由周公开始，中国政治家、思想家总是力图通过人为的尽善尽美的组织方案来治理这个老大帝国，但庞大又不按专业技能分科的官僚组织，仅靠教化和纪律来控制，是注定不可能适应新时代的。翻读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最大的感触在于传统社会（包括意识形态）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黄一再强调中国传统社会不能用数字来管理，指的是旧中国一直缺乏量化管理的思维。道德判断代替价值判断现象越盛，则实际的技术手段就越受局限。

黄仁宇认为，在中国早期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地域广大，在人口统计和土地测量的技术尚未准备妥当之际，从西周开始，就造成了一种人为的政治区分，即他称之为“间架性的设计”。这种设计在秦汉以后为中央集权的专制社会，其立足基础是遍布全国的均匀的农村组织，上端是同样结构均匀的有纪律的官僚组织，这样使中国的朝代以一种权力的架构放在一个大规模的社会基础之上，难以在短时期内用和平方式改造，它在明清时期丧失了其扩展性和开发性，走向内敛和非竞争性，也是中国在近代走向落后和遭受屈辱的历史根源。从秦汉直到20世纪初期，中国始终处于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之下。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不待社会多元化就先以构成集权体制，汉代取不断加强中央统治的政策，通过将宇宙观、天候与政治结合在一起的政治哲学将专制皇权合理化，构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促使中国政治体系早熟，并成为中国整个帝制时期的楷模。到清代，这一系统使中国保持了长期的秩序与稳定，但是也使国家体制的弱点彻底暴露，因为它组织简单，效率低下，是既缺乏弹性又欠实力的政体，结构上的脆弱使之对外界的压力也缺乏抵御的实力，难以成为可资改造利用以增进民权或者转变为多元社会的桥梁。

在经济上，以小自耕农为主，所以它一直是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这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使得国家的财政过于分离散漫，的实力以其能否向大批小自耕农征取粮食及人力为原则，造成经济上只有均平主义而无经理上之纵深，并且中国经济以农村中最落后的部门为基础并以之为全国的标准，是牺牲质量以争取数量，无意于国民经济多元化和商业的充分发展。作为本身对服务性质的组织与事业不感兴趣，更没有司法和立法的组织使经济多元化成为可能和现实。由于缺乏节省人力的动机，农具在长时期内没有显著增进仍然广泛使用。农村经济既缺乏地区间的联系，又没有各行业间的经营。筹措的办法，或是直接科敛，或是向下层加大压力，勒派额外捐输，增添不给报酬的工役。村民之间的遗传、婚姻、财产交割、殴斗纠纷等多由家族内部解决，虽然减轻了衙门的任务，却长期阻碍了民法的展开。北宋神宗时王安石提倡新法，企图以现代金融管制方式作为行政工具管理国事，但是当时社会发展尚未达到足以支持这项改革试验成功的程度，新法未能成功施行。到了明朝，洪武型财政过于迁就农村经济的习惯，使各地区勉强地凑合一致，背世界潮流而行，它无力扶助村镇工业和地方上的商业作进一步的发展，而且的中层缺乏经理能力，财政的实施缺乏强制性的管制工具，它的账目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造成技术上的困难，在执行上愈到下端就愈加松懈，结果行政效率降低，各种水利工程年久失修，贪污行为无从抑制，灾荒不能适时救济，人民铤而走险为匪为盗，使一个朝代走向灭亡。

在政治上，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就造成一种专制体制，可谓在政治上早熟，它缺少相互制衡机制，它的基础是儒教的纪律，这种政治权威的负面性格十分明显，当这纪律被破坏时，此极权也无法维持。事实上，维持高度的中央集权仅有纪律是不够的，当中大部分的成就，实因恐怖政治而获得，从长远角度看，也阻碍了法制的成长。因为以儒学为做官的阶梯，其影响所及使得官者与举者之间保持恩泽关系，而将公事视为次要，在这关头，儒家习惯上重人身关系，而不严格尊重法治，更能产生不正规的影响，易于造成整个政体的瓦解。以纪律自重的官僚体制，借重文教上的凝聚力而无意增进经理上的繁复，这样中国传统的官僚组织不能用数目字管理。由于帝国官僚机构的执行全靠官僚的名誉自重，容易造成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使舞弊、贪污腐化和欺诈的现象相当普遍。“总而言之，专制不出于专制者的选择。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备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段，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由于官僚主义依靠社会价值作为行政的工具，因此有些权力上的斗争，原来因技术问题而产生，也要装为道德问题。对于战争的失败，组织上的重荷与结构上的大而不当是其根本原因，不能以精神和信仰上的运作掩饰组织上的缺陷。

在文化上，儒家的道德观念为它施政之不可或缺，可是以道德施政总离不开独断专制，大凡专制政体总离不开道德作护符。儒家传统之，注重文化上的融合以代替有力量的，所以它不像一个国家，更像由一种文化塑造成的形体。儒术的提倡固然使官僚组织间思想一致，也产生一种不良的影响，即读书人除了做官之外别无它业可从，造成地方长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言辞，短于经理上的能力。除了六经文句之外，以知识本身为目的，从未为所提倡。由于其依赖意识形态的情形极为显著，却没有技术上的繁复来解决许多利害冲突，在管理千百万生灵的时候不得不借遗传的帝统，代表社会价值的总和，这种制度极易解体，引起混乱，反映了国家体制的脆弱，也暴露了这种山村文化的简陋气息。是故以红、白、黑色的脸谱论人物反映不了历史的纵深和实际意义，是将技术上的问题当成道德上的问题，于治史无益。

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因为传统中国就像一个庞大的“潜水艇夹肉面包”，上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民，两者都混同一致，缺乏个别色彩。以道德标准刑法，缺乏结构上的实力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也缺乏必要的应变能力。中国传统的社会体制基于血缘关系构成，以抽象的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代替法律的支撑，它不能将私人财产权明确划出，更不能给予法制上的支持，暴露出它在对付私人财产问题上的制度上和组织上的缺陷。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主要是以商业组织之原理加于国事之上，以货币作为全民管制的工具，以商业组织代替过去农业组织之体系，逐步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社会，摆脱朝代循环的怪圈和长期停滞的状况，从一个闭关自守的中世纪国家蜕变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的问题在于整个体制的落伍，中国的长期革命，旨在脱离旧式的农业管制方式，进而取商业原则作为组织结构的根本。

《中国大历史》由于从宏观出发，其架构是全局性的，偶然一些细节的错误也未必能导致整体的错误，在某些方面来说，作者倡导“大历史”（macro-history)，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然后在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视野宏阔，见解独到，还是有可取性的。当然，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这种全篇结论性的文章在没有罗列证据的情况下，是否可信就看读者的知识面了。很多西方学术著作都有这种特点，所以在背后总是列出大堆的参考书，让读者知道其说法的来源。

黄仁宇先生应算得是20世纪中国史家中的一个异数。他半路出家，发愤苦攻，以近花甲之龄方发表首部著作，自后25年笔耕不辍，终以一介白首而成一家之言，登上个人学术事业的顶峰；更以其宏大的视野、充满魅力的笔调，写出华人世界中极具代表性的普及版本的历史书籍，倾倒了无数读者。其献身学术之执著，着实让人敬佩。而夫子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之精神亦在先生身上得以彰显。对于自己所选择的这项职业，黄仁宇曾作了这样的描述：“历史学家不能自由创造人物，把他们的生命化，以求故事精彩动人；也无法取艺术的美学角度；也不可能展现新闻人员的当场识见，观察到历史成形的过程。但这并非说历史学家的生活就非得无聊不可，他可以用延展或压缩的时间段落，来探讨过去的；他可以建立一个宏观的视野，或是以许多细节来描述单一；他可以理出一个独立，或是比较不同的；他可以依循他笔下男主角和女主角的逻辑，呼应他们的情感，或是揭露并驳斥他们的立场；他可以称赞无名小卒，推翻既定的主题。历史学家可以是工匠、技师或思想家。”从中我们亦得一窥先生的历史观。

总之，黄仁宇从有别于传统史家以道德标准评判历史和马克思主义以阶级划分与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历史，他侧重于从技术衍进的大历史角度来剖析历史，虽然他对西方和中国都进行了系统的解构，但是他论述问题的重点和中心一直是关于中国历史的阐释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一点很容易从他的每一部作品中体味出来。他对中国历史某些方面的剖析是独到的、深刻的、睿智的，体现了他深厚的学术基础和敏锐的历史洞察力。他虽然身为美国公民，但是对祖国的统一和未来的发展也时时给予深切的关注。总体说来，他在对许多历史事实和中国当前国情的分析是欠科学的，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学识不足，而是他的大历史观使然。

魔兽世界的起源、历史及地精的起源、历史，都是怎样的？

金国军队在打败了宋朝、西夏国和周边的辽国、高丽国等后，周边的国家一片恐慌，而金国大军沾沾自喜，不可一世。随着身边条件的变好，他们逐渐的堕落了，忘记了血性贪图享乐，渐渐的他们的战斗力下降了。而铁木真的蒙古大军却日夜勤练兵，在这样的情况下，金国一百万的军队的战斗力比不过蒙古大军，最终一败涂地。

金国的大军曾经威风凛凛，席卷了中原的北宋大军，接着又把辽国、西夏国、高丽等国都给打趴了，面对着他们满满的战绩，觉得不可一世，当初的满腔斗志在吃穿不愁，歌舞升平中渐渐的丧失了，金国的兵力渐渐的下降了。

而当时铁木真带领着他的部落日夜练兵，一个部落一个部落的打过去，经过了十年的时间，终于统一了蒙古。此时他们是斗志满满的一致铁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铁木真拼着这股勇猛的气息，一鼓作气，向大金国发起了进攻，刚开始金国的兵力还没法一下子全部集中过来，金国军队被蒙古大军以碾压的方式落败。

之后金国把周边各地的军队集中了过来。总共有四十万大军与铁木真的二十万大军在野狐岭进行对战，但最终金国还是惨败了，并且还损失了二十万的兵力。此后蒙古军步步紧逼，把金国的国都从北京迁到了开封，但是蒙古军并没有放弃而是乘胜追击。

后来蒙古大军和南宋共同进攻金国仅剩下的蔡州，金国的皇帝在那一次自杀。金国从一开始的超过一百万的兵力被蒙古大军的二十万兵力步步紧逼，一败再败，到最后金国被灭。这样的失败都在军队在安逸中忘记了奋斗忘记血性忘记了周边的危险导致的。

我国封建社会的朝代变迁（时间）,每个朝代写出一个代表人物及代表。

简单的说就是有一个非常牛B的种族，到处和混乱作战，维护世界的次序，也就是泰坦众神，他们的组织叫做众神殿，他们为了和那些混乱毁灭的种族作战，弄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好像是全身青铜什么的身躯，也就是萨格拉斯。他也是众神殿的一员。

后来萨格拉斯和混乱的种族作战累了，觉得了，觉得有次序才是非常愚蠢的，就倒戈相向，创立的燃烧军团，还把他以前打败驱逐的种族都召入自己门下，要和泰坦对着搞。

泰坦后来到了艾泽拉斯，和艾泽拉斯的邪神3巨头对殴，封印了他们，然后重新建造了这个世界，也就是我们的游戏世界，还弄了个永恒之井，这个世界的巨大能量的源泉，萨格拉斯想要得到这个世界和这个力量就进攻了，然后这个世界的种族就反击了，然后这样这样那样那样搞了好多好多年，没成功。之间弄出了几次大的时间，精灵女王的啊，耐奥祖的啊，然后耐奥祖被弄到身体都没有了还要利用，就成了巫妖王初代，然后他就勾引了阿尔萨斯，合体了，变成巫妖王二代。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了，具体的你看官方，很多剧情，提取中心思想大概就我上述的意思。

至于死亡之翼的故事，简单的说就是泰坦们为了守护这个世界选出的5个守护巨龙的一个，后来死亡之翼倒戈相向与其他守护巨龙，具体原因没有明确交代，然后被干了，现在85的时候就是死亡之翼要回来复仇了。

地精的种族起源没有单独的拿出来介绍过的，应该就是和人类精灵一样这个世界自然而然土生的种族，在整个正统剧情中是不是出来跑个龙套，但是相当猥琐和精怪。他们的主题和他们的经典语录一样，时间就是金钱。

85的地精貌似是落难被部落救了加入的。虽然目前剧情上也有偏向部落的趋势，但是整体依然是利益至上的中立种族。

朱元璋是怎样惩治贪污？

夏王朝（约前21世纪—约前16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共传十四代，十七后，延续约471年。夏王朝的建立，从禹开始。禹的父亲崇伯鲧，是雄据大河南岸位于嵩山中的有崇氏部落首领。有崇氏与在大河北岸太行山东麓的共工氏，都是富有治水经验的部落。在尧舜时期，为了争夺王权，鲧与共工先后对尧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都失败了后来，禹又继续联合共工氏以及其他众多的部落，在伊、洛、河、济一带，逐步展开治水的工作。禹接任了鲧的职位，放弃了鲧“堵”的治水方略，改为以疏导为主，就是依据地势的高下，疏导高地的川流积水，使肥沃的平原能减少洪水泛滥的灾害。经过治理之后，原来大都集中在大平原边沿地势较高地区的居民，纷纷迁移到比较低平的原野中，开垦那些肥沃的土地。那些草木茂盛、禽兽繁殖的薮泽地，成为人们乐于定居的地方。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这就为奴隶制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灭亡原因：

1、内部生产力的衰退；

2、外部环境的长期不稳定；

3、夏王朝统治阶级的观念；

4、夏“桀”的个人因素（整日沉湎与声色犬马，大兴土木，亲近佞人）

商王朝（约前16世纪—前11世纪）是继夏朝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世袭制王朝时代。夏朝之诸侯国部落首领契因被封于商，所以他的后世子孙商汤率诸侯国于鸣条之战灭夏后，将自己建立的王朝称为“商”；至盘庚，又将国都迁往殷，所以商朝又称为“殷”。经历17代31王（共510年）后，末代君王商纣王于牧野之战被周武王击败而亡。

灭亡原因：

1、商朝后期，绝大多数奴隶主贵族的生活奢侈腐朽，而且对待奴隶十分残酷。如人祭和人殉等；

2、奴隶主贵族对平民和奴隶们的剥削和奴役日益加剧，阶级矛盾激化；

3、商朝统治者连年对外进行战争，大规模地对夷方用兵，国内的青壮年几乎都被征发，加剧了国内的矛盾；

4、战争俘获的奴隶太多，他没有处理好奴隶的安置，导致了大量的奴隶反水。

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一个世袭王朝，分为“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与“东周”（公元前770年－前256年）两个时期。西周由周武王姬发创建，定都镐京和丰京，成王时期营建洛邑；西周末年，周平王姬宜臼从镐京东迁洛邑后，史称东周。其中东周时期又称“春秋战国”，分为“春秋”（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及“战国”（战国七雄：齐、楚、燕、魏、韩、赵、秦）两部分。周王朝存在的时间从约前11世纪至前256年，共传30代37王，约为791年。

灭亡原因：

1、地震、旱灾等自然灾害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极大损失，也让危机日重的西周王朝雪上加霜；

2、周厉王横征暴敛，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传至周幽王又破坏宗法制度,"废后立妾,废嫡立庶"并“烽火戏诸侯”使诸侯们失去了对他的信任；

3、王室衰微，各诸侯国与周朝王权的关系渐渐疏远；

4、少数民族犬戎攻打镐京，西周灭亡。

5、分封制使得周天子的权力架空，加之周平王东迁后更加沦为傀儡；

6、周朝的宗法制遭到破坏，各地诸侯王的势力日渐增大；并利用王室这个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不断发展自己势力。

秦王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制王朝，由战国时代后期的秦国发展而来，它结束了自春秋起五百年来分裂割据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共融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原是周朝的一个诸侯国，其始祖伯益曾大禹治水有功，被帝舜赐了嬴姓。伯益的后人非子曾为周孝王养马，凭着他的本事，马繁殖得很快。周孝王于是把秦谷（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南面）一带分封给他，这就是“秦”的起源。前770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至雒邑有功，被封为诸侯，秦开始建国，占领东周王室在关中的领地。春秋时期秦穆公任用虞国的百里奚为相，辅佐其施德诸侯，树大国威，向西拓展称霸西戎；而秦孝公起用“商鞭变法”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等富国强兵政策，使其为后来一统中国奠定了结实的基础，《史记》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后秦王嬴政灭掉了关东六国，完成国家统一，后北击匈奴，南服百越。首创了皇帝制度、以三公九卿为代表的中央官制，以及郡县制，彻底打破自西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度，维护国家的统一、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关注微号“大海、旅游、人”

灭亡原因：

1、统一后，没有给人民休养生息，徭役、兵役、赋税负担沉重；

2、政策律法没有做及时调整，和平治世下刑法依然残酷；

3、运作失效和地方武力的缺乏，像陈胜吴广这样的一群亡命之徒，也能攻下大泽乡；

4、原六国贵族后裔复辟势力过于强大，秦二世个人能力素质有限；

5、各地起义风起云涌时，而统治者仍忙于宫廷斗争；最终导致秦朝内部统治四分五裂，完全丧失平叛的主动权。

汉王朝（前202—公元220年），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定都长安）和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定都洛阳），是继秦朝之后强盛的大一统帝国。又因皇帝姓刘而称“刘汉”。汉高祖刘邦至汉景帝刘启时期的汉朝，经济实力缓慢上升，成为世界第一大帝国，汉武帝时期，大汉王朝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王朝，霍去病越千里大漠大败匈奴，封狼居胥而还，最远达到今天的俄罗斯贝加尔湖附近，匈奴帝国战败而向西狼狈逃遁。中亚和西域各大国也都闻而惧之。张骞出西域首次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降服中亚大国大宛，西域臣服，开拓了“北绝大漠、西逾葱岭、东越朝鲜、南至大海”的广袤国土，昭宣时期再次复兴。公元九年，王莽篡夺，西汉结束。25年，刘秀称帝，建立东汉，定都洛阳。开创了光武中兴和明章之治，汉朝时期，许多人将汉朝和约略同时期欧洲的罗马帝国并列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及强大帝国。其疆域鼎盛时期，正北至五原郡、朔方郡，南至日南郡，东至临屯郡，西至葱岭。西汉平帝时期（公元元年），全国人口达6000万左右，且文化的统一。两汉王朝有“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昭宣中兴”“光武中兴”“明章之治”，为华夏民族两千年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和挺立千秋做出了巨大贡献。华夏族因此逐渐被称为“汉族”。220年曹丕篡汉，东汉灭亡。

灭亡原因：

1、外戚、宦官势力膨胀，各自结成利益集团，无休止的争斗乱政；

2、娃娃皇帝太多（皇帝年幼，必然是太后临朝，依靠外戚掌权）；

3、土地兼并严重（私有化），大量农民失去土地；

4、地主豪势力强大，后期形成地方割据势力；

5、黄巾起义导致地方武装兴起，中央失去控制。

魏晋朝（220年—266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东汉末年，天下扰乱，群雄逐鹿，曹操在军阀混战中，势力逐渐增强，并且控制了东汉朝廷，为曹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延康元年（220年），曹操逝于洛阳后，曹操之子曹丕逼汉献帝退位、篡夺汉室，在许昌称帝，迁都洛阳，建魏。至咸熙二年（265年），司马炎篡魏，改国号为晋，曹魏灭亡。

灭亡原因：

1、新魏主更换太快，后期太小，难以驾驭士族权臣；

2、宗室权力被过分削弱“煮豆燃豆萁”，外姓将领独大，夺权时曹魏皇室没有外援；

3、司马懿太长寿，强大的司马氏家族兴起无人制衡。

晋朝（265—420年），是中国历史上九个大一统朝代之一，分为西晋与东晋两个时期。它上承三国，下启南北朝，属于六朝（中国历史上三国至隋朝的南方的六个朝代）之一。265年司马炎自立为皇帝，国号晋（265年—316年），定都洛阳，史称西晋，280年灭东吴，完成统一。此后是绵延16年的“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后,晋愍帝迁都长安,使少数民族乘虚而入，建立了十六个国家，3年后匈奴族首领刘渊攻克长安，俘晋愍帝，316年西晋灭，史称“五胡乱华”。317年，晋室南渡，司马睿在建邺建立东晋（317年－420年），东晋曾多次北伐。383年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后得到暂时巩固。两晋时期少数民族迁至中原，加强了民族融合，北人南迁，开发了江南地区。两晋总历时一百五十六年。420年，刘裕建立宋，东晋灭亡。

灭亡原因：

1、统治集团腐朽，政治制度落后，权力分散；

2、白痴晋惠帝无力控制全局，导致宫廷实权派内斗，以及八王之乱，耗竭了国力；

3、没有正确处理好，导致小数民族入侵（五胡乱华）。

南北朝（公元420年—公元58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分裂时期，由公元420年刘裕篡东晋建立南朝宋开始，至公元589年隋灭南朝陈为止。该时期上承东晋、五胡十六国五胡指匈奴、鲜卑、羯胡、氐、羌；十六国指前赵 ( 匈奴)、后赵 ( 羯)、前凉 ( 汉)、后凉 ( 氐)、南凉 ( 鲜卑)、北凉 ( 匈奴)、西凉 ( 汉)、前秦 ( 氐)、后秦 ( 羌)、西秦 ( 鲜卑)、前燕 ( 鲜卑)、后燕 ( 鲜卑)、南燕 ( 鲜卑)、北燕 ( 高句丽、汉)、胡夏 ( 匈奴铁弗)、成汉 ( 氐)，下接隋朝，南北两势虽然各有朝代更迭，但长期维持对峙，所以称为南北朝。南朝（公元420年—公元589年）包含刘宋、南齐、萧梁、陈，四个的更迭，但这中间除梁元帝以江陵作都3年外，其余的时间，南方各朝的京城始终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刘宋（420－479年）是其中疆域最大、最强、统治年代最长的一个，历4代8帝，共60年。南齐（479－502年）国祚短暂，只有24年，但由于争杀频繁，竟历3代7帝，平均3年一帝，是中国历史上帝王更换极快的一朝。萧梁（502－557年）历3代4帝，共56年，其中武帝萧衍个人享国时间最久，几近半个世纪。陈（557－589年）首尾凡33年，历3代5帝。陈承衰梁之弊，是版图狭窄、人口孤弱、力量单薄的王朝，加之统治者又极度腐败，最终丧亡于北方强敌之手；北朝（公元439年—公元589年）则包含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与我国南朝同时代并存的北方王朝的总称，其中包括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数个王朝。北魏、东魏、西魏及北周均由鲜卑族建立，北齐则由胡化汉人所建。南北朝初期仍是世族政治，社会阶层分为世族、齐民编户、依附人及奴隶，对外交流也很兴旺，东到日本和朝鲜半岛，西到西域、中亚、西亚（埃兰沙赫尔），南到东南亚与印度。关注微号“大海、旅游、人”

灭亡原因：

（南朝）

1、门阀势力各自为政，门阀与皇权摩擦争斗不断；

2、受外来势力经常侵扰，经济受创，不是很牢固；

3、部分皇帝昏庸残暴，荒*奢侈，激起地方将领叛乱；

（北朝）

1、六镇（北魏贵族将领）之乱，引起了各族人民激烈的斗争；

2、土地兼并严重引发社会矛盾，动摇国家（东魏、北齐）根基；

3、权臣势力过大，皇帝年幼（西魏、北周）难以驾驭。

隋王朝（581年－618年）是中国历史之中，上承南北朝、下启唐朝的一个重要的朝代，隋朝更是五胡乱华后，汉族在北方重新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长达近300年的分裂局面，史学家常把它和唐朝合称隋唐。隋朝源自581年隋文帝杨坚受禅于北周静帝建立隋朝，至619年隋恭帝杨侑禅让李渊，隋朝灭亡为止，国祚38年。581年北周静帝禅让给杨坚，北周亡，杨坚定国号为“隋”。在政治制度方面，隋朝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制定出完整的科举制度，弱化世族垄断仕官的能力。另外还建立政事堂议事制度、监察制度、考绩制度，这些都强化了机制，深刻影响到唐朝与后世的政治制度。在军事上，继续推行和改革府兵制度；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减轻农民生产压力，另一方面清差户口措施，以增加财政收入，这些政策成就了隋初的开皇之治。为了巩固隋朝发展，隋文帝与隋炀帝兴建举世闻名的隋唐大运河以及驰道，建立京师大兴城（今西安）和东都（洛阳）。外交方面，隋朝的盛世也使得高昌、倭国、高句丽、新罗、百济与内属的厥等都受隋朝文化与典章制度影响，外交交流以日本的遣隋使最为著名。

灭亡原因：

1、大一统表面下的各种割据势力暗流涌动，统治基础很不稳固；

2、门阀对科举制度不满，与敌恶势力勾结，对抗皇权；

3、隋炀帝个人因素：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穷奢极欲与滥用民力；但是，像搞科举、建东都、修驰道、凿运河、征高丽，都是苦在当代，功在千秋的。

唐王朝（618—907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统一时间最长，国力最强盛的朝代之一。618年由李渊建立，定都长安（今西安）。并且设有东都洛阳、北都太原等等陪都。627年，李世民登基后开创了“贞观之治”，唐高宗以后，武则天以周代唐，史称武周，705年神龙革命后恢复国号。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政治清明，经济雄厚，军事强盛，四夷宾服，万邦来朝，开创了全盛的“盛世”。安史之乱后，国力日趋衰败。907年朱温篡唐，唐朝灭亡，从此中国进入了进入五代十国（五代是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十国指的是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荆南、北汉）时期。唐朝共历274年（包括武周是289年），20位皇帝。唐朝声誉远及海外，与南亚、西亚和欧洲国家均有往来。唐朝以后海外多称中国人为“唐人”。唐朝文化兼容并蓄，接纳各个民族与宗教，进行交流融合，成为了开放的国际文化。唐诗、科技、文化艺术极其繁盛，具有多元化的特点。

灭亡原因：

1、边患不断（如安史之乱、安南叛乱、外有吐蕃入侵等），藩镇割据；

2、宦官专权（如李辅国等），党争内耗（如牛李党争）；

3、长年战乱严重地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力量，阻碍了经济发展，引起农民起义与外族入侵。

五代十国（907年―9年）五代十国本质上是唐朝藩镇割据和唐朝后期政治的延续。唐朝灭亡后，各地藩镇纷纷自立为国，其中位在华北地区，军力强盛的藩镇国家即五代，其中有些是沙陀族所建立的。这五国虽然实力强大，但无力控制整个中国本土，只是藩镇型的朝廷。而其他割据一方的藩镇，有些自立为帝，有些奉五代为宗主国，其中十个国龄较长、国力较强的统称为十国。本时期时常发生地方实力派叛变夺位的情况，使得战乱不止，统治者多重武轻文。中国的内乱，也带给契丹国南侵的机会，辽国得以建立。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的重要时期，其间河西和交趾地区逐渐离心，交趾（越南）最终脱离中国独立。五代共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五个朝代。公元907年汴州朱温篡唐建立后梁，这是五代十国的开始。太原李克用之子李存勖灭后梁，后唐建国。后唐之后五代君王均出自李克用的子孙与部属。后唐历经后唐明宗的扩张与整顿，国力强盛，但发生内乱后，被石敬瑭引契丹军攻灭，后晋建立。不久契晋关系恶化，契丹军南下灭后晋，建立辽朝。同时刘知远在太原建立后汉，收复中原。郭威篡后汉建后周，后周世宗柴荣苦心经营，使后周隐隐有一统天下的希望，但柴荣在北伐燕云十六州时不幸病亡。后周随后被赵匡胤所篡，五代结束。在五代更迭中，中原地区之外存在过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荆南、北汉十个割据，合称十国。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后，与其弟宋太宗赵光义相继消扫荡群雄，公元9年，赵光义灭北汉，实现统一。

灭亡原因：

1、藩镇势力依然强大，新生也无法控制，以致内乱战争不断；

2、不少君主昏庸*乱、残暴蛮横，军务松弛，贪官暴吏欺压百姓；

3、权臣勾结外族作乱，以及外族反扑中原掳掠杀伐；

4、太多，赋敛苛重，战事频繁，社会秩序、经济基础破坏严重。

宋王朝（960—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时代，分北宋和南宋。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宋朝。宋真宗、宋仁宗时期步入了盛世，北宋为了避免唐代末朝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现象，取重文轻武的施政方针，一方面在军事上积弱，1127年徽、钦二帝受金人掳去，迫使宋室南迁。1127年靖康之耻，北宋灭亡。靖康之变后宋高宗赵构在应天府南京（今商丘）仓促登基，继承皇位，后南迁定都在临安府（杭州），重建宋王朝，史称南宋。后期抗蒙战争连年，到1276年，元朝军队攻占临安，1279年，8岁的小皇帝赵昺被大臣陆秀夫背著跳海而死，厓山海战后，宋朝彻底灭亡。有学者认为宋朝灭亡是“崖山之后无中国”。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文化教育与科学创新最繁荣的时代，宋朝时中国GDP占世界比重60%，为各朝代第一，期间出现了宋明理学，科技发展亦突飞猛进，政治也较开明廉洁。人口至大观四年（1110年）的1亿1275万。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人不在少数。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关注微号“大海、旅游、人”

灭亡原因：

1、以文制武的方针，造成了军队内相互牵制，动辄掣肘，弊病丛生；

2、后晋石敬瑭割让的“燕云十六州”，使汉族江山的天然屏障失去，无法抵御外族骑兵；

3、联金抗辽、联蒙抗金决策失误，只看到了辽（金）的强大，没看到金（蒙）的危胁；

4、统治阶层对军事的无知、无能、不作为，导致了开封防御战的失利；

5、皇帝昏庸，朝败，政治内斗严重，以及军费开支较大，百姓负担过重。

元王朝（1271-1368)由蒙古族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帝国。定都大都（今北京市）。1206年铁木真建立蒙古汗国。1260年忽必烈即位大汗并建元“中统”，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元，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国。元朝的疆域空前广阔，北至北海、东到日本海，西藏和台湾第一次被纳入中国版图。元朝实行一省制，在中央设中书省，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处理政务。造成了宰相专权和内乱频发。地方实行行省制度，开我国行省制度之先河。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较繁荣。其间出现了元曲和散曲等文化形式。其整体生产力不如宋朝，后期因统治腐败和民族压迫，导致农民起义，1368年明军攻占大都，元朝在全国的统治结束，元退居漠称北元。1402年元臣鬼力赤篡位建国鞑靼，北元亡。

灭亡原因：

1、贵族生活糜烂，吏治腐败，信用破产，土地兼并严重；

2、不平等的民族等级制度，以及对人民压迫欺凌严重；

3、财政赤字高居不下，赋税过重，外加自然灾害严重；

4、管理者不注重学习，只会用武力打江山。

明王朝（1368－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封建王朝。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国祚276年。南宋灭亡五十年后，元朝统治者日益残暴黑暗，终于爆发了元末农民起义。朱元璋参加了当时的濠州大帅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分支，经过多年的南征北战，1364年，朱元璋自称吴王独霸一方，史称西吴。1368年，朱元璋称帝，以应天府（南京）为京师，国号大明，明初定都于应天府，1421年迁都至顺天府，而应天府改称为南京。明前期，经过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之治，国力发展迅速，到明成祖时期，国力强盛，万邦来朝，史称永乐盛世。其后的明仁宗和明宣宗时期仍处于兴盛时期，史称仁宣之治，国力达到全盛，疆域辽阔。中后期由于与政治腐败导致国力下降。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毅宗朱由检于煤山自缢，明亡。随后，满清入主中原，1662年永历帝朱由榔被杀，1683年清军占领台湾，明郑结束。明朝商品经济发达，出现商业集镇和资本主义萌芽。文化艺术呈现世俗化趋势。明朝是中国继周朝、汉朝和唐朝之后的繁盛黄金时代，史称“治隆唐宋”、“远迈汉唐”。大明，无汉唐之和亲，无两宋之岁币，天子御国门，君主死社稷，为后世子孙所敬仰。

灭亡原因：

1、文官集团膨胀，权力过大，以及后期阉党专政危害统治；

2、外敌袭扰不断，添兵设饷，军费较大，造成财政经济危机；

3、资本主义萌芽，不注重工商业发展，大大限制商品货币的流通；

4、天灾人祸相继发生，造成流民数量大增，农民起义不断影响稳定；

5、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自毁长城，帮助满清捡现成江山。

清王朝（1644年—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制国家。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建国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1636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清太宗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占北京，明朝灭亡；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降清，清摄政王多尔衮指挥清军入关，打败大顺农民军；同年清顺治帝迁都北京，从此清朝取代明朝成为全国的统治者。入关后20年时间里，清朝先后灭亡大顺、大西和南明等，基本统一全国。清朝前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基本上奠定了我国版图，同时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1840年战争后进入近代，清廷与侵略者分别缔结了大量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中国的主权受到严重损害，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人民负担更为沉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统治瓦解，从此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清朝从后金建立开始算起，共有十二帝。

灭亡原因：

1、政治的黑暗腐朽，以及统治者本身腐化（慈喜）、无能（皇帝）；

2、闭关锁国政策下，导致思想、制度、科技落后；

3、清弱软无能，面对列强的入侵，只知一味的委曲求全、割地赔款；

4、军队的失控（陆军新军在国内的变乱中倒戈相向），及其职能的倒转（军队的职能只能对外而不是对内）；

5、财政赤字下，“永不加赋”的朝训被一破再破，各项加征摊派有增无减；

6、清末铁路的“国进民退”，进一步激起了民怨。

《中国历代王朝兴亡四字歌》

85岁高龄的北京大学文博考古学院教授高明，为普及历史知识而著《中国历代王朝兴亡四字歌》，并为之详加注释。《四字歌》以四字为一句，共120句，480字，合辙押韵，朗朗上口，让你轻松记住自夏朝建立至清朝灭亡，中国四千多年间数十个王朝兴亡更替的缘由和人物。

中华民族，历史悠长。三皇五帝，传位禅让。

夏建王朝，始立家邦。汤伐夏桀，灭夏建商。

武王伐纣，西周胜强。幽王贪色，身死国丧。

平王迁都，东周洛阳。春秋五霸，齐桓宋襄。

晋文秦穆，还有楚庄。战国七雄，彼此逞强。

秦楚齐燕，韩赵与梁。赢政统一，自称始皇。

反秦暴政，陈胜吴广。楚汉相争，胜者刘邦。

刘建西汉，长安称帝。王莽篡汉，改朝更制。

绿林赤眉，农民起义。刘秀兴兵，反莽杀敌。

重建东汉，洛阳登基。黄巾军起，分崩离析。

魏蜀与吴，三国鼎立。司马代魏，西晋是立。

五胡乱晋，掳走怀帝。睿都金陵，东晋续继。

齐宋梁陈，南方更替。北十六国，五胡分治。

继有北魏，北周北齐。南朝北朝，隔江对峙。

北周杨坚，取代周帝。自立隋朝，南北统一。

灭隋建唐，高祖李渊。一代女皇，武氏则天。

安史之乱，黄巢造反。朱温灭唐，建梁都汴。

五代十国，分裂重现。南北十国，各自苟延。

中原五代，梁唐晋汉。迨至后周，匡胤夺权。

赵建北宋，仍都于汴。稳定北方，统一江南。

西夏辽金，觊觎中原。金袭汴京，靖康国难。

高宗南渡，南宋临安。蒙古崛起，成吉思汗。

忽必烈时，灭宋建元。一统南北，大都在燕。

洪武灭元，建明应天。成祖永乐，移都顺天。

阉党乱政，自成造反。明帝崇祯，自缢煤山。

闯王进京，四十二天。三桂请兵，清帝入关。

康熙宏略，皇舆拓展。战争，列强侵犯。

太平天国，昙花一现。戊戌变法，维新百天。

辛亥革命，领袖中山。缔造共和，宣统交权。

王朝统治，从此绝断。自夏至清，年计四千。

谁知道西罗马如何灭亡(请详细说明)

据说，洪武时期的大臣在每天早朝前，定要与妻子诀别，安排好后事，犹如上法场一般，意谓此去凶多吉少。下朝后阖家欢悦，庆贺又活过一天，真是“度日如年”。有经验的大臣都知道，上朝时朱元璋将玉带高抬在胸前，即表示心境平和，不会轻开杀戒。如果将玉带按于腹下，肯定怒火中烧，当朝必有不少人难逃杀身之祸。生活在当代社会的人们恐怕永远也难以体味“伴君如伴虎”的悲凉！

清代学者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中有《朱元璋重惩贪吏》一节，其中转引明人笔记《草木子》的内容，特别讲到明太祖朱元璋将剥皮作为惩办贪官的重要刑法之一。朱元璋为整肃吏治，杜绝贪污，鼓励平民百姓申诉揭发。凡查实贪污款额在白银60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之后，仍要剥下其皮，填充干草，制成人皮草囊，挂在公堂之上，以起到触目惊心的效果。在各个地方衙门的左侧，修筑一座庙宇，一方面祭祀土地神，一方面作为剥取人皮的专门场所，号称“皮场庙”。

数百年之后，我们仍不难想见，当年在人皮革囊相伴下明朝官员的惊恐心境。贪污腐化固然十分可恶，但这种剥皮的惩治手段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这大概是历代惩办贪吏的一个最极端的表现，这种过激方式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朱元璋对贪吏的切齿痛恨与其本人的阅历分不开。

创立元朝的蒙古人武功之盛可谓超迈古今，他们横扫亚欧大陆，建立起疆域空前的大帝国。元朝建立后，也许是出于对自己武力的过分自信，蒙古族统治者忽视了征服与治理之间的天壤之别，“以马上得之，又以马上治之”，其固有的社会组织根本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同时又不注意建立与健全相应的制度与机构，由此导致统治秩序的脆弱与紊乱。在元世祖忽必烈死后，政治危机时常将帝国推向风雨飘摇、动荡不宁的境地。最突出的又最激烈的冲突便是皇位之争。蒙古族与色目大臣拥有兵权，公然参与皇位之争，互相屠戮，混战不休。据粗略统计，从忽必烈去世到元顺帝即位，在40年的时间里，有10位皇帝走马灯似的粉墨登基。这种兵戎相见的皇族恶战，对元朝统治秩序及社会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皇位往往被称为“国本”，也就是保证封建王朝正常运转的轴心，对皇帝的忠诚与尽职尽责又是封建社会道德的基石。皇位缺乏稳定，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躁动不安。与此同时，挥霍奢侈之风在元朝皇室及贵族中间盛行，其程度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

元朝最高统治集团的内讧和肆意妄为，从根本上决定了元朝官府的风气。元朝公开卖官鬻爵，按官位高下各有定价。这些上任的官吏自然将任职作为巧取豪夺的良机，货贿公行，“惘然不知廉耻为何物”。各级官吏巧立名目，公开索要，如下级参拜上司就需交拜见钱，无事白要为撒花钱，逢节则索要追节钱，庆贺生辰则要生日钱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就连负责纠察百官的肃政廉访司的官员进入衙门后，也根本不问政事与百姓疾苦，只是带着手下检称地方官员奉送的银两，而奉送的银两数量就直接决定着官员的宦途。官场如同市贩，政治腐败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皇族、权贵及各级官吏的挥霍浪费及贪污腐化都是建立在搜刮民脂民膏的基础上，时有民谣云：

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

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

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

哀哉可怜！

地方官吏为满足自己的贪婪及上司的索要，如狼似虎地搜刮民财，敲骨吸髓，无所不用其极，在平民百姓看来，这些冠冕堂皇的官员同那些打家劫舍的强盗一样凶残。层层加码的盘剥与敲诈使亿万平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深渊，明太祖朱元璋就是元朝残暴统治的无数受害者之一。

洪武十一年（1378年）四月，身为万乘之尊的朱元璋已是苍颜皓首，但依然无法忘却童年悲惨的记忆，特撰《御制皇陵碑》文，真切地记录了他童年的遭遇，这篇自传性质的文献至今读来仍令人心中充满酸楚：

昔我父皇，寓居是方，

农业艰辛，朝夕彷徨。

俄尔天灾流行，眷属罹殃，

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

孟兄先死，合家守丧。

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

既不与地，邻里惆怅。

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

殡无棺椁，被体恶裳，

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朱元璋出身于贫苦的佃农家庭，一家人终年辛勤劳作，却依然无法摆脱一贫如洗的状况。元朝至正四年（1344年）春，其故乡淮北地区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大旱之后蝗虫又起，加之瘟疫肆虐，朱元璋的父母及长兄相继过世，孤苦伶仃的他找不到一块安葬亲人的墓地。幸得一位好心人慷慨相助。朱元璋才有一片荒地掩埋亲人，但“殡无棺椁，被体恶裳”，草草了事。接踵而至的天灾人祸，使年幼的朱元璋陷入了家破人亡的绝境，万般无奈之下，他与仲兄洒泪而别，各自逃命。为讨得口粮，朱元璋经邻人介绍进入僧庙作杂役。可是时过不久，连寺庙僧众也逃荒而去。孤苦无依的朱元璋只得四处乞讨，尝尽了人生的悲苦与坎坷：

仰穷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

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泱佯。

西风鹤唳，俄浙沥以飞霜。

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曾挣扎于死亡线上的朱元璋在经历了这些刻骨铭心的苦难后，对那些只知贪污盘剥、丝毫不体恤百姓的官吏产生了切齿的仇恨。即位之后，朱元璋常常对左右侍臣讲到这一点。他说：从前我在民间，常常看到州县官吏个个贪财好色，日日驰逐饮酒为乐，对百姓疾苦漠不关心，我心里十分痛恨。因此，朱元璋宣布：今创业之初，若不严立法度，革除奸弊，百官定然因循故习，不能振举。今后，凡遇到官吏蠹害黎民者，绝不宽恕。

当然，国君施刑应本之国法，朱元璋也是十分清楚。他很早就重视王朝法制的建设，曾强调“礼法为国家纲纪，礼法立则人心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在统一全国之前，朱元璋就着手各种法规的制订，并谕示群臣：“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若条目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夫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朱元璋的这些观点是有着前车之鉴的。元朝官府滥施酷刑，并没有能够压制住平民反抗的狂潮，也无法挽回覆亡的命运。亲身经历元末农民战争的朱元璋体会颇深。由此可见，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并没有单纯推崇酷刑，而是主张用简明的法律条文治理天下。

然而，客观情况的发展出乎意料之外，明朝初年，尽管朱元璋三令五申严禁贪残扰民，但各级官吏因循元朝遗习，贪墨之风泛起，作奸犯科之事频频出现，大有屡禁难止之势，人们形容当时的情景为“赃吏贪婪，如蝇蚋之趋朽腐，蝼蚁之慕腥膻”。这使朱元璋极为恼怒。刘辰《国初事迹》曾载：朱元璋于建国之初，编定刑律颁布于各级官衙，谕令遵行，岂料犯法者特别多。朱元璋曾愤愤地说：“我欲铲除天下贪官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者不分轻重，皆诛之。”素以性格刚断、行事果敢的朱元璋绝对无法容忍这种局面的延续。他公开扬言：“从吾命者，五福备于身家；不从吾命者，五刑备坐于家身。”出身草莽的朱元璋大开杀戒，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对贪官污吏的屠戮拉开了序幕。

明朝初年发生了著名的“四大案”，即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空印案”，十三年（1380年）的胡惟庸谋叛案；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贪污案；二十六年（1393年）的蓝玉谋叛案。胡惟庸与蓝玉案件习称“胡蓝之狱”，是朱元璋滥杀开国功臣的政治案件，而“空印案”与郭桓案则是对涉嫌贪墨官吏大规模的镇压。

“空印案”发生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根据明代的财政制度，每年各个布政使司及下属府州县都要派出审计官吏前往京师户部，核对其所在衙门交纳中央官府的钱粮、军需事宜。在审核过程中，户部常常会发现双方账目不符之处，一旦如此，就要驳回原册，勒令该地计吏重新填报，盖上原衙门的印信，重新上交审批。可是，大多数地方与京师相距遥远，远则六七千里，近亦三四百里。在当时交通条件相当落后的情况下，这种往返会耽误十几天、几十天，甚至几个月的时间。为避免不必要的奔波之苦与时间浪费，各地计吏均带着盖有官印的空白册页，预备遭户部驳回时，遵照户部数额，立即重新填报。这本来是衙门中习以为常的惯例，没想到细心的朱元璋发现后，认为这是各级官吏营私舞弊、欺上瞒下的恶劣行径，立刻勃然大怒：“吏员竟敢如此欺朕耶？户部主事容隐，各省自然胆大妄为。”下令处死户部尚书及各地布政衙门的主印长官，佐官杖一百，发配边地。“空印案”中涉嫌被处死者有数百人，受杖发配者达数千人，一时震动天下。

不过，与发生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贪污案相比，“空印案”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朱元璋十分痛恨不时出现的贪污现象，他主观上判断朝廷中掌管钱谷、刑名等事的六部，是天下官吏贪污的最主要源头，因此对六部官员备加提防。郭桓为当时的户部侍郎，1385年，有人揭发他与北平（今北京）官吏李或、赵金德等人通同舞弊，吞盗官粮。朱元璋闻之大怒，下令锦衣卫拷讯涉嫌官吏，结果这些人供认：与他们勾结的还有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志德等人。据记载，这些人的主要犯罪事实为与十三布政使司盗卖入仓官粮，及接受浙西等府贿赂、卖放秋粮等。对于牵涉面如此广泛的重大案件，朱元璋的处理是十分果决的，六部中凡有官吏与此案有染者，“举部伏诛”，同时，十三布政使司中管理官粮的官吏也尽数斩杀，“系死者数万人”。

执法贵在公正严明，朱元璋提倡“法贵简当”、“使民寡过”的立法宗旨并没有在实际中得到运用，就拿上述两大案件来讲，就颇有可议之处。当时已有朝臣提出异议。如宁海人郑士利就对“空印案”提出反驳。郑士利之兄郑士元是一位刚直而有才学的官员，官至湖广按察使佥事。“空印案”事发后，凡各布政使司内主印者皆死，佐官杖后戍边，郑士元也因此同坐入狱。当时朱元璋盛怒之下，诸位谏官都不敢劝解。郑士利因兄长涉案，惟恐被人指为公济私，故而直到郑士元戍边之后方才上书数千言，申辩“空印案”之冤枉。他在上书中讲道：“陛下追究‘空印案’的原因，大概就是担心奸吏用空印纸为文欺骗百姓。但是，公文转移必须完印方可承认，将两个夹缝印拼合方才有效，即使得到一印一纸也无丝毫的用处。钱谷的数量必经多次核对，在省府核对无误之后，至户部才能最后确定。省府距离京师，远者六七千里，近者也有三四百里，如果在户部核定后，再回本省府加印，如此往返非数年不能完成，因此各府省先加盖印章，至户部再填写数字，这种权宜之计由来已久，并非今日官吏所发明，何足深罪？”

郑士利还进一步强调：

国家在制定法律条款之后，必先明示天下，而后触犯条律者，可明确其为明知故犯。但自我大明开国至今，未尝有惩治“空印”的律条，各级衙门前后相承，不知其为大罪，如今一旦全部诛杀，如何能使受诛者心服？朝廷招求贤士，安置于重要职位，人才难得，而那些位至郡守者。都是数十年所成就的通达廉明之士，非如杂草，可刈而复生也，陛下为何以不足之罪而坏足用之材！臣窃为陛下惜之！

郑士利此疏语语中肯，有理有据，实为发自肺腑之言。没想到朱元璋览后大怒，命御史推问幕后指使者，郑士利慨然一人承当。万幸的是，自感必死的郑士利只是与其兄一道充军发配。

诚如郑士利所云，“空印”一案在定性及量刑诸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毋庸置疑的。首先，法律是国家赖以维护的纲纪所在，量刑定罪必须以事实为根据，“空印”之事并非完善无缺，但作为体谅下情、提高办事效率之举，为行政部门之惯例，相沿已久，无足厚非。明朝在法例规范之中也并未涉及，此种做法本身并没有触犯律条。朱元璋所怒所疑，乃是这一做法可为下吏贪赃枉法开启方便之门，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定罪必须有相应的犯罪事实，不能以一种“莫须有”的可能性作为定罪的依据。

其次，既然没有明确的犯罪事实，即兴大狱，广事株连就更加背离了法律的公正，大有独断专横、滥发*威的意味。将各级衙门主印者一概诛杀，佐吏也同时受杖发配，牵连人员达数千人之多，朱元璋的处理可谓不公。显然，虽不能说这些被惩官吏均为清白无辜，但其中蒙受不白之冤者必定大有人在。而且这些人一概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其他朝廷官员畏于朱元璋的*威，也不敢上言，就连以死上谏的郑士利也被同坐。朱元璋出于对天下贪官污吏的切齿仇恨，决意诛除民害，其本意似无可非议，然而这种一味猜疑、蛮横专断的做法本身就是对王朝法令的破坏，其量刑定罪完全出于皇帝的臆断，将国法置于一边，其结果并没使人有为国除奸、大快人心的喜悦，相反却令人产生“伴君如伴虎”的畏惧。

如果说对“空印案”的处理有草营人命之嫌，那么对“郭桓贪污案”的惩治就更让人感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了。《明史·刑法志》在记载郭桓案起因时，曰：“帝（即朱元璋）疑北平二司官吏李或、赵德利等与郭桓为奸利。”可见，这件涉及全国的重大案件的发案仅仅是出于朱元璋本人的怀疑，然后又依据这些疑犯的交待，广事株连。试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重刑之下，焉有不诬？朱元璋并不追究这些人所述的真伪，便大开杀戒。礼部、刑部、兵部、工部等的官吏，不问青红皂白，“举部伏诛”。

可以想象，“郭桓案”事发后，一时间偌大的官僚机构尽被诛杀一空，其惨况已是不堪入目了，但六部官吏必须与地方官吏携手方能盗卖官粮，因此，天下各级衙门中与钱粮之事有涉者均在劫难逃。朱元璋概不留情，“死徙数万人”，真是血流漂杵，惨不忍睹！显然，这并不像在惩治一起贪污案，而似乎是对天下官吏的一次有预谋的大。朱元璋还郑重其事地追究被盗卖的官粮，其依据同样是被拘官吏的交待，结果“寄染遍天下”，各地中豪之家皆被牵连，无不倾家荡产，这似乎又是朱元璋对天下富民的一次有预谋的搜刮。

朱元璋对“郭桓案”的审理与处置，不仅罪名“莫须有”，而且与王朝法律条文背道而驰，不可避免地激起了天下民众的不满与愤怒，参与弹劾的御史全敏、丁廷举等人成了朝野谴责的众矢之的，这使得蛮横专断的朱元璋也慌了手脚。为了平息天下人的怨气与不平，他连忙着手挽回局面。他一方面亲自下诏公布郭桓等人的罪状，另一方面将负责审理此案的吴庸等人处以极刑，并宣言道：“朕下诏责令有司诛除奸恶，没想到他们竞做出这等奸扰百姓之事，今后凡有此事发生，遇赦不宥。”他将郭桓一案产生的负面效应完全归咎于办案官吏，其实这一切的主使皆为朱元璋本人。

与朱元璋本人立言与行动自相矛盾一样，有明一代所制订的法律体系也形成自相矛盾的双轨制，一是所谓《大明律》系统，一是所谓《大诰》系统。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召集重臣依据唐朝律令制订王朝的新法律，经过反复修订，直到洪武三十年（13年）才最后正式颁布。《大明律》系统基本反映了朱元璋一贯倡导的“法贵简当、使民寡过”的立法思想。而在《大明律》制订的同时，朱元璋本人亲自审决了大批的案件，包括明初四大案，《大诰》就汇集了朱元璋对这些案件处置过程的详细记录。“颁之臣民，永以为训”，即作为日后官吏量刑定罪的范例，《大诰》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颁行，次年又颁布了《大诰续编》、《三编》。朱元璋处置的案件大多涉及贪渎，正如同对待“空印案”与郭桓贪污案一样，朱元璋一概从严惩处。据不完全统计，以凌迟、枭首、族诛等处置的就有几千个案件，弃市以下判决的更多达一万多起。

另外，朱元璋在审理过程中所使用的酷刑更是名目繁多，令人心惊胆战。不寒而栗。如断手、剁指、挑筋、刖足、黥面、枷死、剥皮实草等等，不一而足。除了在文章开始引用的赵翼《廿二史札记》所记载的情形外，明人李默在所著《孤树裒谈》中对朱元璋发明的多种酷刑作了相当细致的描述：

国朝初年喜用重刑，凌迟处死之外，有“洗刷”，即将置于铁床之上，浇以沸水；有“铁帚”，以铁制扫帚扫去皮肉；有“枭令”，以铁钩钩住后脊悬吊；有“称竿”，即把缚在竿杪之上，似半悬而称之；有“抽肠”，也是把人挂在架上，以钩钩入谷道而出；有“剥皮”，剥赃官贪吏之皮，置公座之侧，令代者见而知儆惩之意。

种种刑罚无奇不有，惨无人道，令人发指。《大明律》明确废除了历代相承的黥、刺、劓、阉等酷刑，而朱元璋发明使用的酷刑要比这些刑罚残虐百倍。大讲“礼法为国之纲纪”的朱元璋，自己的所作所为却率先破坏了国家的法律。以“空印案”与郭桓案为例，朱元璋名义上以惩治贪污为理由，却以证据严重不足的罪责擅兴大狱。拷讯成招，广事株连，不问真伪，充斥着蛮横与，没有丝毫的公正平允可言。

在这样滥施*威的君主统治下，各级官吏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般地度日如年。这种滥施刑罚的恐怖主义的统治方式使绝大多数官员噤若寒蝉，惟恐招来杀身之祸。根据明人笔记的说法，朝堂之上，朱元璋是否下决心大批。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要是这天他揿玉带在肚皮底下，便是大风暴的信号，准有大批官员被杀，满朝官员吓得面无人色，个个发抖；要是这一天，他的玉带高高地贴在胸前，大概就不会多。朱元璋真可谓将中国历史上专制帝王的*威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似乎已不像一位统治天下的君王，倒像一位十足的丧失人性的屠夫，而那些大臣都成为可以任意屠戮的羔羊。偌大的殿堂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血流满地的屠宰场。

当时有人为朱元璋这种滥施酷刑的做法辩护，说宋元中叶统治者专事姑息，赏罚无章，导致了国家最后败亡，因此朱元璋为痛惩其弊，才制定严刑峻法。官任平遥训导的叶伯巨指出：“开基之主垂范百世，一举一动都要使子孙有规可守，况且刑者为民之司命，不可不慎。”而正是在朱元璋这种“刑罚己出”的错误导向下，明初案件审理出现特别反常的现象：“用刑之际，多裁自圣衷，遂使治狱之吏务趋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狱之平，岂易得哉？”也就是说，正是由于朱元璋不顾具体犯罪事实，对司法审判过多干预，独断专行，致使各级官僚在断案之时一意揣度朱元璋的意旨，务求严苛，以求得朱元璋的欢心而根本不顾是非曲直。如有官吏根据事实平反冤狱，却往往科以“结党营私”的罪名，这怎能保证司法的公正呢？

明初，对朱元璋的酷刑政治最具代表性的评价要算解缙的上疏了。在这篇长达数千言的上疏中，解缙慷慨陈词道：

窃臣曾听到过“令数改疑，刑太繁玩”的古训。我朝开国至今，将近二十载，没有几时不变之法，也没有一日无过之人。

接着，解缙还深入剖析了朱元璋专求苛厉的态度对明朝官吏作风的影响：近年以来，朝廷纲纪不肃，专以审断囚犯多寡为勋劳，根本无助于培养清廉公正的风气。御史纠弹，都是遵承皇帝的密旨，每当听说皇上要有赦宥之令，则必故意争执。以为如此，就更能体现皇恩厚重，这都是小人趋媚效劳之细术。“陛下何不肝胆而镜照之哉？”为了迎合朱元璋严刑厉法的意志，明朝众官都以多拘囚犯作为自己政绩的表现。御史弹劾朝官，都是密承朱元璋的私意。甚至在朱元璋有心宽宥天下罪犯之时，这些官吏百般阻挠，试图以此显出朱元璋的恩德，博取朱元璋的欢心。长此以往，必然导致“天下官员毫无贤愚之分，只须多拘囚犯即可：进入刑部就无枉直之判，必得从严惩处”的结局，朱元璋的意旨就是国家大法，任喜怒为生杀，官吏专以苛迫为己任，毫无忠奸之辨。

洪武以后，许多后世的士大夫似乎对朱元璋严刑厉法颇多赞许之词，如方孝孺曾描述当时情形云：“郡县之官虽然远在穷山绝塞之地，距离京师万余里外，都悚心震胆，犹如皇帝之神明亲临其庭，不敢稍加放肆。如犯有毫发出乎法度、悖于礼义之事，朝廷定会朝夕之间予以惩办，注重名实辩否，真是前古所未有也。”就连被誉为清官的海瑞也对朱元璋的政绩推崇备至，他曾说：“我太祖高皇帝爱民如子，秉承《周礼》护保黎民如赤子之意旨，对于毫发侵渔百姓者立加惨刑，数十年天下民得安生乐业，可谓千载一时之盛也。”《明史》撰写者们也对当时吏治颇有称道之语：“一时间，天下守令畏惧触犯科条，洁己爱民，吏治焕然大变也！”

从保护天下平民百姓的权益出发，明初严惩贪官污吏种种举措，无可非议，因为它是以维护黎民百姓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朱元璋出身贫苦，曾深刻体验到官吏贪暴对百姓的生计与王朝政治的危害，元末农民战争的亲身经历更使他不能坐视官吏的营私舞弊。他万分担心大明王朝的命运，千方百计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打击欺上瞒下的行为，同时为了杀一儆百，不惜施用重刑酷法。总的来说，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属于官僚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的调整与斗争，对于普通百姓的损害并不十分明显，甚至应该说，具有相当大的积极意义。贪官污吏的收敛无疑是百姓的福音，对贪官污吏财产的剥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国家财政收支的困窘，减少了对无辜百姓的摊派。

但是，在朱元璋惩治贪污的行动中，矫枉过正的消极影响也是非常严重的。不能否认，朱元璋严刑厉法，大开杀戒，无论对贪官还是清官，震慑力是可想而知的。功高望重的公侯尚且避之犹恐不及，一般官吏更是整日惶恐不安，不知何时大祸临头。表面上看起来，各级官吏都努力廉洁自守，但这种局面是极不正常的，各位官吏每日只担心自己的身家性命，哪还有心思顾及其他？而且动辄得咎，并无申辩的权利，每日生活于恐怖之中，只想到苟延残喘，哪还有心思忠君爱民追求政绩呢？因此，后世士大夫在脱离当时具体环境之后，出于对贪官污吏的痛恨，对朱元璋大加褒美，不免带有强烈的理想色彩。一国之君应倡导各级官吏遵守国家法令，违法者必究，而不能让所有官吏无端受戮，生活于恐怖之中。即使这种恐怖统治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使国内政治清明平静，但这种清明平静是虚而可悲的，也是无法长期维持的。

更有甚者，朱元璋在惩治贪污的过程中，往往是亲自审理，对于犯罪事实的判别并不是依据法律条文及事实真相，往往臆度专断，同时随意施以惨刑，其结果屈打成招，广事株连，“锻炼”成狱。这种真伪不分、忠奸不辨的惩办只能使天下百姓对当朝感到失望，“法度严而民玩”，“法网密而民不从”，正是说明了这种情况。这又给了那些阿谀奉迎的官吏以随意诬陷、挟仇报复的可乘之机。

由于广事株连，官员动辄得咎，到朱元璋统治后期出现了“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的局面，也就是说，大批官员被戮，直接影响到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对此，相传刘基等人也婉言上谏“严冬过后，必有阳春”，“诛戮太甚，恐伤和气”，朱元璋本人也明确意识到了这一点，故而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下令道：

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对于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不过此为力挫奸顽的权宜之计，并非守成之君所用长法。以后嗣君统理天下，谨守《大明律》与《大诰》，不许使用黥、剌、刖、劓、阉割之刑。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朱元璋虽然一再告诫后世子孙不得再用惨刑，然而后世君王似乎在他的行为中悟到了更多的东西，这也就是法律条文不过是一种可以任意摆弄的玩偶，惨刑是一种加强*威的有力手段。可以说，朱元璋的示范作用确实拉开了明朝法制史上滥施惨刑的序幕。如“剥皮实草”的惩治方式就在明朝历史上屡见不鲜，这不能不说是朱元璋首开恶例。明成祖朱棣便是在朱元璋诸子中最能得其父衣钵的一位，他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其侄建文帝的皇位，弄得建文帝下落不明，一批誓死忠于建文帝的大臣不免成为朱棣屠戮的对象。如景清被捕后，傲然挺立，破口大骂朱棣，朱棣命卫士拔其齿，景清且拔且骂，含血直喷到朱棣的衣袍之上。朱棣大怒，命“剥其皮，以草填充，悬挂于长安门之上，碎割其骨肉”。另外一名大臣胡闰也因大骂朱棣，朱棣命手下将他勒死，以灰蠡水浸脱其皮，剥下后，以草填充，悬挂于武功坊。明末魏忠贤专政之时，是宦官擅权，特务政治最为黑暗的时期，魏忠贤为压制天下的不满，同样滥施惨刑。“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戮，甚至剥皮断舌，所杀不可胜数”。看来，朱元璋不仅没有成功地解决官吏贪污问题，却为后代树立了滥施惨刑的榜样，更为那些图谋帝王之位的奸恶之徒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打败罗马帝国的主要人是谁？

罗马帝国的灭亡原因众多且复杂，这里简单的说一下几个最主要的原因。

一，西部地区的严重经济文化衰退和蛮族化，西部地区，即罗马帝国领土巴尔干半岛以西地区，罗马城所在地，是罗马的龙兴之地和政治中心，从公元3世纪开始就有就有大量蛮族从北方南迁进入西罗马地区，到了公元4世纪末这些蛮族在西部地区已经扎根，出现了不同大小的割据势力，中央对其控制力低，于是罗马帝国一度从罗马迁都拜占庭和其他城市，导致西部和罗马城发展停滞，帝国对西部的控制力也越来越低。

二，贸易线路改变，条条大路不再通罗马

公元四世纪西部大量的贵族和商人巨贾迁往东部，罗马的元老院也越来越趋向于变成天主教会的傀儡，罗马统治者在罗马没有了话语权，自然就放弃了这个已经“沦陷”的地区，改而建设拜占庭，贸易中心也从罗马搬到了拜占庭和希腊，土耳其半岛地区。

三，基督教发展迅猛，帝国政治体制跟不上社会权利阶层转变的速度

罗马帝国在公元3世纪到4世纪短时间内完成了从镇压基督教转为臣服基督教的改变，教会的权利越来越大，超过了元老院，甚至皇帝，短时间内罗马也没有改变基督教革命前的一套以罗马皇帝和古罗马神教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政治体制的落后导致了腐败无能，被教束缚。

三，强大的蛮族

匈人在帝国东北连年进攻，哥特人和汪达尔人也不短敲击着大厦将倾的帝国西部，罗马帝国越发腐败，军事上过度依赖外籍雇佣军，政治上不想和匈人发生大战，这样龟缩的对外政策导致五世纪蛮族冲进了几乎毫不设防的罗马，毁灭了西罗马帝国。

西罗马帝国后来名义上还存在了几百年，都是以教封的入侵蛮族为皇帝，已经和古罗马毫无关系，元老院制度在中世纪也保留了下来，但逐渐没有话语权成为一个俱乐部。东罗马帝国存在了一千多年，但后来也成为教会拥有较大权利的基督教国家，和欧洲其他君主国区别不大，古罗马文明从臣服于基督教后就开始名存实亡

公元1至2世纪，是罗马帝国的强盛时期，它雄踞于地中海一带，俨然是一个不可一世

的大帝国。然而，到公元3世纪，罗马的奴隶制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农业衰落，政局动

荡，帝国的没落已成无可挽回之势。

奴索主穷奢极欲，过着荒*无度的生活。他们的住所往往是一座华丽的建筑。其中，有

供洗澡前进行运动的回廊，有温度不一、相互连接的暖气房。每进一个暖气房，温度就加高

一次。洗澡的人在暖气房里，等全身汗出透了才用温水冲洗，再洗凉水，最后，还要遍身涂

擦软膏，以防受寒。皇帝为了炫耀帝国的豪华，经常借各种节日和纪念日举行盛大的活

动。公元106年，图拉莫皇帝为纪念他在达西亚的胜利，连续举行123天的节日。

公元4世纪，一个大官僚为儿子举行游艺庆典，7天就花了2000磅金子。宫廷内的奢侈

腐化更是有恃无恐，仅御用美容师就多达数百人。

与此同时，统治者争权夺利的斗争越来越厉害。今天立一个皇帝，明天又杀掉，成了家

常便饭。在公元235年以后的50年中，竟换了10个皇帝。

公元284年深秋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一支庞大的罗马军队正匆匆行进，他们从波斯

人那里掠夺了众多的财宝。不幸的是皇帝在回意大利的返程中突然死去。他年轻的儿子继位

不到一个月，也得了重病，不得不躺在担架上返国。

“快走！快走！”近卫军长官阿培尔在担架旁来回奔驰，时而轻揭开担架上的被子看

看。阿培尔揭被的当儿，抬担架的士兵闻到一种腐臭味，他们对此产生了怀疑，直到傍晚时

分，队伍来到尼科美地区，士兵们这才得以弄清臭味的来源。原来，他们年轻的皇帝早已被

人害死了，担架上担的其实是皇上的尸体。

“是谁杀死了皇帝？把凶手找出来！”激愤的士兵纷纷要求严惩凶手。

阿培尔向士兵申斥道：“你们想造反吗？皇帝死了再选一个就是了，谁要聚众闹事，就

地处决！”

这时，一个高亢的声音响起：“你说得倒轻快！我看，该处决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

己！你这个人面兽心的东西，一个月就谋害了两位皇帝！”说话的不是别人而是戴克里先。

两人拔剑撕杀，阿培尔当场毙命，戴克里先被拥立为罗马帝国的皇帝。

随后，他大兴土木，建造起奢华的皇宫。在人们觐见他或是举行宫廷典礼的时候，戴克

里先身穿织金的丝制衣服，戴着缀满珍珠的头巾，穿着镶宝石的鞋子。任何被准许谒见他的

人，都必须对他行跪拜礼。戴克里先被奉为神明，皇权大大加强，称号也正式改为：“君

主”。这种君主制成了后期罗马帝国相袭的一种统治形式。

戴克里先执政后意识到，他一个人不可能对付奴隶起义及外族入侵，因此委托好友马克

西米治理帝国的西部。于是，罗马帝国有了两个最高统治者，一切命令都以两人的名义发

出。后来，他们又各自为自己使用了副职恺撒。从此，这四个人分别治理帝国的一部分，历

史上称为“四帝共治制”。戴克里先退位后，继承了帝位的是君士坦丁。330年，君士坦

丁把首都迁到拜占庭，定名君士坦丁堡，号称“新罗马”，为东西分治创造了条件。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终于分裂为东西两部，即以君士坦丁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和以

罗马城为首都的西罗马帝国。千疮百孔的罗马帝国民怨沸腾，奴隶起义风起云涌，最著名的

是高卢人掀起的“巴高达”（意为战士）运动，起义者以农民当步兵，牧人当骑兵，转战各

地，使统治者胆战心惊。公元408年，罗马统率撤拉率领一支队伍自高卢回意大利，路经

阿尔卑斯山隘，突然被巴高达战士截击，全部战利品均落入巴高达战士手中。巴高达实行

“把奴隶主变成奴隶”的政策，不断向罗马官吏发动进攻，受到奴隶们的热烈拥护。5世纪

初，一位戏剧大师编了一个喜剧，在许多地区演出，就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巴高达运动的深得

民心。剧情是这样的：主人公家境贫寒，窘于生计。他祈求家中的守护神给他找个安居乐业

的场所，神对他说：“你最好是到罗亚尔河一带当‘强盗’。那里的人公正无私，你投奔那

里，就可称心如意了。”罗亚尔河一带正是巴高达活动的势力范围；所谓“当强盗”就是劝

人们去作一名巴高达战士。

罗马帝国陷入一片混乱之时，又遭到了新的危机：东方日耳曼人中的哥特人开进了意大

利。统率这支大军的，是哥特人中最有名的勇士阿拉里克。他出征前对妻子许愿说：我要打

进罗马，把城里的贵妇给你做奴婢，把他们的财宝给你作礼物。

可是，罗马的司令官斯底里哥把阿拉里克打败了。恢复了生气的罗马城举行了成套的庆

典，这是罗马历史上最后一次庆祝胜利，也是角斗士最后一次进行竞技。

聪明而有军事才能的斯底里哥决定和阿拉里克结成联盟，以阻挡来自伏尔加河的匈奴人

的入侵。这一策略受到了罗马贵族的攻击，他们制造谣言，说斯底里哥想利用哥特人来推翻

皇帝霍诺留的统治。无能而又无知的霍诺留竟听信谣言，下令处死了斯底里哥。

公元408年，阿拉里克的大军又一次向罗马挺进。他们占领了罗马的港口，断绝了罗

马的粮食来源。罗马城外“得得得”的马蹄声令统治者惊恐万状。

元老院决定派军使到阿拉里克那里求和。

“求和吗？可以，条件是交出城内全部金银财宝”。“那么，您打算把什么留给罗马的

市民？”

“生命！”

“不过，城里还有很多人，士兵们每天都在操练，他们将进行殊死的抵抗。”

阿拉里克哈哈大笑：“那很好，草长得越密，割起来就越省力！”

最后终于达成了协议：罗马人出黄金5000磅，白银3000磅，绸料4000块，

皮革3000张，胡椒3000磅。罗马人为了凑足5000磅的黄金，甚至将金质的神像

都熔化了。哥特人收到这些贡品，才允许罗马人出城买粮食。

公元410年，阿拉里克决定打进罗马城，他向士兵们宣布：攻进罗马，可以任意抢动

3天。

一个雷电交加的夏夜，穿着兽皮的哥特人吹着牛角号，冲进了罗马城，3天3夜的洗

劫，四面八方的大火，使巍峨的殿宇，壮丽的宫殿化为一片焦木。金质神像和黄金器皿装满

一车又一车，都被拉走了。

抢光、烧光之后，哥特人在入城的第六天放弃了罗马，向意大利南部推进。不久，阿拉

里克突然死去，据说哥特人强迫罗马俘虏排干了一条河，把阿拉里克的遗体和无数宝物一起

埋在河底，然后再把水放进河里。工程完成后，全部俘虏都被杀死。所以他的葬地及殉葬品

始终未被发现。

公元476年，西罗马只有6岁的未代皇帝被废黜。就这样，这个曾称霸地中海，历时

12世纪的奴隶制大帝国。终于在奴隶起义和外族入侵下，覆没了，西欧历史从此揭开了新

的一页。